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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书画共生的苏州装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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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2-2-28 10:17:0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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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来源: 姑苏晚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U5566P1081T2D57568F6DT20120228101758.jpg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唐伯虎临摹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局部。
  总策划:詹刚 薛峰
  执行策划:谢强 梁振华 曹勤良 何建平
  撰稿:首席记者 李婷
  从画家手中诞生的画作,要经过一道非常重要的技术关,才能保护面目、流传后世,这就是与书画作品共生共存的装裱技艺。这门技艺的最高境界是掌握修复破损书画的独门秘笈,而且还可以由此鉴定一张古代书画的真伪。
  装裱技艺与书画艺术共同成长
  北宋时文化繁荣,有了皇室的推动重视,文人士大夫的积极参与,书画拥有了类似今天顶尖奢侈品的崇高地位。为书画直接配套服务的装裱技艺也因此快速发展并成熟、定型,得名“宣和裱”,装裱由此成为艺人们可以安身立命的一个职业。米芾在《宝晋英光集》卷八中就提到当时有人收藏到了一张内有王羲之真迹的《笔阵图》,藏家立刻“使吴匠制,甚入用。”吴匠者,应为苏州装裱艺人也,得到米芾的表扬,说明当时的苏州装裱技艺已经非常有市场号召力了。
  进入南宋以后,苏州的经济、文化地位在整个江南地区逐渐升高;元末天下大乱,占据苏州为王的张士诚却给苏州带来了乱世中的短暂平静与富庶,各类手工艺的香火因此得以延续。经过明初朱元璋苛政的打压,明中期开始,苏州的书画艺术再次登上了舞台的中心,明四家的相继出现,令书画走出官府大院,走出书斋画阁,成为可以自由买卖、随行就市的商品,这种大发展直接带动了装裱技艺的大繁荣。
  唐伯虎以出售书画、诗文为生,因此他非常重视与作品相关的各个技术环节。在他的《画谱》中,他明白无误地表示道:“我从读书走仕途这条道上退出之后呢,就在书画丹青中自娱自乐了。过去也曾看了些前人关于书画一事的文字,现在我记录下一些再加上我自己的一点点看法,辑成个‘画谱’,请有志于此的同道中人们,看看吧。”
  唐伯虎的《画谱》共分三卷,其中有关于理论的“叙画源流”,有画技指南性质的“山水诀”、“写象秘诀”,还有很具操作意义的“调合服饰器用颜色”,以及“辨古今名画优劣”及“装褫”、“装褫定式”等内容。40余个条目的原作者,有不少就是唐伯虎本人从艺的学习对象,唐伯虎在前人的基础上,对绘画创作的一些技术手段进行记录,对整个行业都会产生推动的。
  以明四家为代表的画家及士大夫,是民间收藏的一支重要力量。苏州画家们的身份是非常多元的,文人、士子、画家、收藏家、鉴赏家,一个人就有可能身兼数职,是真正的复合型人才。为了给自己的作品或藏品最好的包装,画家和藏家们与装裱艺人之间结成了非常牢固的利益纽带。太仓人王世贞不仅是人们熟知的文学家、史学家,明嘉靖朝的重臣,据时人的记载,他还是一个“家多珍秘,深究装潢”的大收藏家,他曾经把一位姓强的装裱艺人请到家中,奉为座上宾,拿出丰厚的报酬请艺人为他的珍秘装裱,此事传扬开来,大家都晓得了“装潢之道足重矣”,于是装裱艺人的家门口就像集市那样闹猛。
  市场反响大,装裱技艺就更受重视,文人、画商、藏家、装裱艺人的共同成长与促进走上了良性循环之路。
  作为书画鉴定工具之一的装裱技艺
  从宋朝出现“宣和裱”开始,到明朝、晚清、民国,一直到今天,传统的书画装裱技艺变化不大,只是在不同的年代中,由于书画作品本身的创作、观赏习惯发生变化,导致装裱的用材、尺寸等具体细节发生一些变化。因此,装裱作为书画整体中的一部分,就成为人们研究古代书画的一个直接物证。
  中国传统的书画鉴定以目鉴为主,其中又可分为以书画作者和作品表现为基点的“艺术派”、以书画作品物理性考订为基点的“技术派”、以书画作品与文学、版本目录、历史学等相关研究为基点的“学术派”。若以此为划分,则装裱鉴定就应该归入“技术派”。
  普通的装裱流程并不复杂。首先是托画心,把画纸加厚、平整,仅仅一层宣纸太柔软无法固定;第二步就是把选定的装裱材料剪开形成一个“池塘”,把已托好的画心放入其中,然后进行裱褙,再加厚两层,让整件作品更加平整牢固,最后就是装轴子或装册页。这些流程一般的常规业务,就是苏裱中的“红帮”和“行帮”,而专为古今名作服务的还有最高档的“仿古装池”。
  不论裱画具体要求有多少不同,考验艺人技法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标———浆水,浆水用得薄,下一次再重新装裱的时候比较容易揭裱;浆水用得稠,一眼看上去不会起壳,但是时间一长再处理时,就很难揭裱。
  装裱在书画鉴定专业中起到辅助断代的作用。从裱画的角度来说,这张画用的纸张是什么,画作自然的风化程度如何,比如出现了脱浆估计要多少年,都有一个时间概念在里面,从这些佐证上可以推演出很多东西。由于接触到了画作的物质肌理,因此裱画艺人对这些组成部分的研究常常高于画家。
  另外,书画在保存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原因的受损,潮湿、遇水、遇火、虫蛀等等,这时,装裱技艺中最尖端的书画修复技艺就可以大显身手了。修复是一个经验的积累,需要艺人拥有在不同问题出现时临场应变的智慧。而且这种“眼学”与“手学”的精密配合有时是无法言传也无法意会的。修复的步骤程序就算都公开了,每个人做出来的效果还是会有差距。
  宁买假而似真 不买真而似假
  说到书画鉴定,就是因为有真伪,真迹是一派天真,伪品则全盘造作,利益驱动下作伪不是新鲜话题,造假和辨伪就像是老鼠和猫的关系,难以断绝。徐悲鸿曾对艺术品真伪下过一个判语:“宁买假而似真,不买真而似假。”前者尚有艺术上的可取之处,后者就是艺术上不合格的次品。
  所有的技艺都有其传承脉络,造假亦然。就在明四家现身画坛,吴门画派开启了五百余年的发展之路时,一批难以登堂入室的民间作画高手也开始在市场上分一杯羹。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就记载,沈周的画作早上才从他相城的家中拿出来,午饭时就有仿本问世,再要往后推个十天左右,到处都有了。
  画家在习画之初,需要大量临摹前人和老师的画作,这个过程既是书画家自我修行的必由之路,同时也是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传承的必由之路。师法古人也好,师法自然也好,后来者总要有个学习、模仿的对象。对于身边就有丰富资源的苏州人来说,沈周、文徵明、唐伯虎等人实在是取之不尽的“富矿”啊,为什么不提仇英?因为年龄最小的仇英,其出身正是画坊间专门临仿的“苏州片”画工。据书画鉴定家杨仁恺考证,仇英做过“苏州片”的画工,在明朝后期开始出现的一批《清明上河图》仿本,其祖本就是仇英绘制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仇英悉心临摹古代绘画,明代评论家张丑说他“山石师王维,林木师李成,人物师吴元瑜,设色师赵伯驹,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,种种臻妙。”《明河书画舫》成名后的仇英被著名藏家项子京请到家中,专门作画,同时饱览许多项氏秘藏名画。“凡唐宋名笔无不临摹,皆有稿本。其规仿之迹,自能夺真。”
  唐伯虎也曾临摹过古画,而且还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据研究者分析,唐寅的临摹,有非常强烈的再创作表达,尤其是在原画中作为重要背景出现的家具,顾闳中的原作上有二十多件家具,唐伯虎在自己的临本中又增加了二十多件苏州明式家具,有桌、案、凳、屏等,其中凳有方凳、腰凳、绣墩;屏有座屏、折屏和前障,且不说这些家具丰富了原作的画面层次与内容,仅唐伯虎对明式家具的记录之功,就是一个意外的惊喜。
  2011年5月18日是第35个“国际博物馆日”,重庆的三峡博物馆(前身为西南博物院)为了庆祝建馆60周年,首次对外开放库房,当地媒体和市民代表观赏到了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:唐伯虎临《韩熙载夜宴图》,这幅图被认为仅次于原版《韩熙载夜宴图》(现珍藏于故宫(微博))。据介绍,1951年,一位汪先生写信给西南博物院,说自己要捐赠30多件文物,另外还有两件珍贵文物出售,以缓解自己生活困难并治重病。两件珍贵文物中,其中一件就是唐伯虎的这幅《韩熙载夜宴图》,馆方当即以五千万旧币买下这幅作品,相当于今天的五千元。
  最后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  陈巨来先生的《安持人物琐忆》 中有一文为《记造假三奇人》,专揭清末民初之际上海滩的古玩字画造假逸闻。如文中“汤临泽”一节,就说道,某天陈巨来应汤临泽之请到其私宅作客,在其造假工场中,陈巨来看见天井墙壁上全是文天祥条幅、史可法对联、祝枝山等“作品”,几十张纸雨打日晒,无一完整者。陈巨来惊问破成这样,有何用处?汤笑着回答:“要它破败不堪后,再取下修修补补,方能像真的了,可以骗人上当嘛。”这则故事中的某些细节,直至今日仍有地下作坊在如法炮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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